俞应辰《改迁县治记》的历史价值

清康熙、道光《繁昌县志》和清康熙《太平府志》均收录了繁昌知县俞应辰的迁治补记，清康熙《繁昌县志》题为《迁县治记》，清道光《繁昌县志》题为《改迁县治记》，清康熙《太平府志》题为《繁昌迁县补记》。

俞应辰《改迁县治记》，全面总结繁昌迁治六十年来县城建设情况及迁治原因、迁治成效等，其史料价值极高。

正德十一年（1516年），俞应辰补作《改迁县治记》。是年，太平府修志，刊刻成书。以此类推，俞应辰应是正德《繁昌县志》的主修者。

按道光《繁昌县志·职官志》，明清繁昌修志，最早始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王思，永乐十五年任提调，纂修县志”；“盛埙，浙江临安举人，永乐十五年任训导，修邑乘”；“冯人祖，永乐十六年任典史，监修县志”。而刊刻成书的，有明正德、崇祯《繁昌县志》，清顺治、康熙、乾隆、道光《繁昌县志》，前三部早佚，后三部均有全本留存于世。由于现存的康熙《繁昌县志》成书最早，而道光《繁昌县志》集明清《繁昌县志》之大成，因此，二者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康熙《繁昌县志》、道光《繁昌县志》均设有“艺文志”，由于纂修者的收录标准、个人喜好不同，对涉及繁昌的诗词歌赋记传等文学作品，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尤其清康熙《太平府志》记载太平府及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的情况，在《太平府志·艺文志》中也收录了俞应辰《繁昌迁县补记》，更加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它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俞应辰，福建莆田县人，进士，明正德十年（1515年）任繁昌知县，建名宦、乡贤二祠，居官清正，升南京兵部主事。关于俞应辰任繁昌知县的起始时间，道光《繁昌县志》记为“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显然有误，而康熙《繁昌县志》、明嘉靖《太平府志》、清康熙《太平府志》均记为明正德十年（1515年），是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因为俞应辰在《乡贤祠记》中自述：“乃正德乙亥，来尹兹邑，谒庙之余，抚然兴慨，虽值时诎力匮，而所谓乡贤之祠，未尝一日忘于怀”。“正德乙亥”即正德十年。

俞应辰于正德十一年建名宦、乡贤二祠，作《名宦祠记》《乡贤祠记》，是年还补撰《改迁县治记》。繁昌迁治于明天顺元年，距俞应辰作《改迁县治记》时已有60年。“然迄于今垂六十祀，而未尝有书之者，其果有待邪？”

明天顺元年，知县王珣开始迁治，继任者依次有刘焕、林域、郑頀、徐礼、包羲民、赵文奎、李嘉言、赵祐、陈与成、林有年、俞应辰等繁昌知县，为什么自王珣至林有年等繁昌知县没有作《改迁县治记》呢？我想原因很多，然最终由俞应辰作《改迁县治记》的主要原因，可能与纂修《繁昌县志》有关。

国有史，家有谱，县有志。前面说过，繁昌纂修县志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明永乐十五年，是否成书，不详。林平、张纪亮编纂的《明代方志考》、陈光贻所著《稀见地方志提要》在述及《繁昌县志》的源流时，都认定第一部刊刻成书的《繁昌县志》为正德《繁昌县志》。按冯洪孜崇祯《繁昌县志序》：“繁志之缺略久矣，今所据为粉本者，正德间志，然一展卷，寥寥数牍，鄙俚简率，三家村人语尔。”说明冯洪孜主修县志以正德《繁昌县志》为基础资料。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正德、崇祯、顺治《繁昌县志》均佚，但崇祯、顺治《繁昌县志》却有序言存世，我们可以根据序言知晓其县志主修者、成书时间等相关信息。惟有正德《繁昌县志》没有序言存世，其主修者、成书时间等信息后人不得而知。我想，或许是因为冯洪孜《繁昌县志序》对正德《繁昌县志》评价不高，后人为尊者讳，在续修《繁昌县志》时，有意不载正德《繁昌县志》主修者所作的序，也是有可能的。

按道光《繁昌县志·职官志》，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繁昌知县有陈与成、林有年、俞应辰、王士和等四人。那么，谁是正德《繁昌县志》的主修者呢？现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太平府修志，当涂、芜湖、繁昌三县要提供基础资料。按府志体例，在正文之前列有纂修姓氏，其中包括三县知县的姓名。如明嘉靖《太平府志》列预修纂官六人，其中太平府三人，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知县各一人，其中繁昌县知县为曹赞。清康熙《太平府志》列提调三人，为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知县，其中繁昌县知县为梁延年。按嘉靖《太平府志》祝君銮序：“正德丙子岁，前守周侯伯承重修郡志，銮僭执笔焉。”说明太平府于正德丙子岁（正德十一年）修志。此志约为十卷，已佚。由于正德《太平府志》已佚，只能援引明嘉靖《太平府志》、清康熙《太平府志》体例进行类推，那么该志也应列有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的知县姓名，其中对应明正德十一年的繁昌知县就是俞应辰。

其次，治所、学校、城池是志书记载的重要内容。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析南陵延载、春谷、金峨、铜官、灵岩五乡复置繁昌县，县治在延载乡（今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至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知县夏希道率众筑城，用时“二千三百九十六日”，于“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1047年11月12日）竣工。为此，知县夏希道特邀曾巩作《繁昌县兴造记》。当俞应辰纂修县志时，发现繁昌自明天顺元年迁治以来六十年间没有文章记述迁治一事，于是作繁昌迁治补记。

第三，清康熙、道光《繁昌县志》，收录县志主修者的文章多，记载主修者所做的事情多。如崇祯《繁昌县志》主修者知县冯洪孜有《建先忧草轩记》《复井记》等，康熙《繁昌县志》主修者知县梁延年有《移建先忧草轩记》《饮醇堂记》《繁昌十景十首》等。正德年间繁昌知县陈与成、林有年、俞应辰、王士和等四人中，只有俞应辰的《名宦祠记》《乡贤祠记》《改迁县治记》被收录在县志中，其他三人文章无一篇收录，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推出正德《繁昌县志》成于正德十一年，主修者为知县俞应辰。

《晋书·地理志》：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俞应辰《改迁县治记》：晋割春谷地侨置繁昌县，以处南渡流民。

繁昌县名，因繁阳亭而得名。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庚午（220年12月10日），魏王曹丕在颍阴曲蠡之繁阳亭（在今河南省临颍县境）筑坛，接受汉献帝禅让，为魏文帝，改年号延康（汉纪年）为黄初（魏纪年）。自此，东汉结束，三国开始。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220年12月13日），以颍阴之繁阳亭为繁昌县，即魏置繁昌，历魏、晋、南北朝、隋，废于唐贞观元年（627年），距2020年已有1800周年。

繁昌侨置于春谷，是今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的源头，距2020年已有1702周年。按万绳楠《晋、宋时期安徽侨郡县考》：繁昌县为东晋元帝时侨立，是皖南的第一个侨县。

就繁昌侨立一事，旧志存有两种表述：一是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因襄城郡繁昌之民流聚春谷，即春谷地侨置繁昌县；一是东晋元帝大兴元年，襄城繁昌之民从帝过江，流聚春谷，因即春谷地侨立繁昌县以处之。

俞应辰秉笔直书，在《改迁县治记》中称流聚春谷的繁昌县民为“南渡流民”（流民，因受灾而流亡外地、生活没有着落的人）；而旧志则美其名曰“繁昌之民从帝渡江流聚春谷”，此说流传甚广，恐与事实不符，甚至误导今人。

一是繁昌之民从未跟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永嘉元年（307年），随司马睿一同南渡的是他的诸侯国内的一千多户人家（在今山东临沂等地），时繁昌之民在今河南临颍县境内。

二是繁昌之民也不是在东晋建立、司马睿正式称帝后才开始南渡的。按道光《繁昌县志·艺文志》之李一公《涂侯德政碑》：“繁昌，古鹊岸地也，汉曰春谷，晋改阳谷。永嘉初，北襄城郡繁昌县民集阳谷，因侨置县以处之，是为繁昌受名之始。”由此可见，中原繁昌之民因避战乱，即在西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2年）就开始南渡，流聚春谷。有专家认为，永嘉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改迁县治记》：繁昌“旧治濒大江，天顺改元，始改迁于今之金峨上乡”；道光《繁昌县志》：“英宗天顺元年，移县治于金峨上乡，以延载乡故城为旧县镇。”

俞应辰关于天顺元年迁治于“今之金峨上乡”的表述，为订正旧志错讹、还原历史提供了一个依据。

“金峨上乡”名称在俞应辰文章中的出现，说明繁昌县已由明初的五乡（延载乡、春谷乡、金峨乡、铜官乡、灵岩乡），到明正德十一年时已是六乡（金峨上乡、金峨下乡、延载乡、春谷乡、铜官乡、灵岩乡）。按道光《繁昌县志·选举志·举人》：“徐杰，金峨乡，成化十年举人”；“陈一简，金峨上乡，万历元年经魁”；“姚孟景，字体信，金峨下乡，万历十年举人，任青城知县，升保德知州，丰采凝重，不愧典型”。以上资料说明明成化十年（1474年）时繁昌县尚有金峨乡，到俞应辰于正德十一年作《改迁县治记》时就没有金峨乡了，而是金峨乡析分后的金峨上乡和金峨下乡。由此，可以推断，在明成化十年至正德十一年之间，繁昌县曾进行过一次区划调整，将金峨乡析分为金峨上乡和金峨下乡，其他四乡名称未变，直至清朝末年。

《安徽省志·民政志》中《安徽省各州、县基层行政组织统计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反映繁昌县是年有6乡12都22社，与道光《繁昌县志》所记载的6乡12都22社完全吻合。6乡：金峨上乡、金峨下乡、延载乡、春谷乡、铜官乡、灵岩乡。12都：金峨上乡辖十一二都；金峨下乡辖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九都；延载乡辖在城都、一二都、三十五都；春谷乡辖三四都、七八都；铜官乡辖十八都、二十三都；灵岩乡辖十五都。22社（旧志仍按五乡排列）：原金峨乡甫水社、钟灵社、新林社、新安社、西洪社、老山上社、老山下社；延载乡仙郭社、苏村社、唐衡社、水北社、横涧社；春谷乡白水社、阳湖社、梅山社、柳林社、石砻社；铜官乡长下社、下塘社；灵岩乡梅林社、籍山社、新兴社。

既然如此，清康熙、道光《繁昌县志》关于“明天顺元年，知县王珣迁治于金峨上乡”的表述就不能成立。正确规范的表述应是：“明天顺元年，知县王珣迁治于金峨乡（今金峨上乡）。”到2020年9月21日芜湖市繁昌区揭牌之后，则表述为：“明天顺元年（1457年），知县王珣迁治于金峨乡（今芜湖市繁昌区繁阳镇）。”

明天顺元年迁治，至正德十一年时，县城规制备、功能全；明天启二年（1622年），繁昌获批建造城墙，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竣工。

按道光《繁昌县志·职官志·名宦附》：王珣，明天顺元年以监生任，新建县署及城隍庙、察院、铺舍，迁建学校、善利院（易名菩提）；郑頀，明成化十一年以进士任，迁建学宫；徐礼，明成化十八年以进士任，建铺舍社学；赵文奎，明弘治二年以进士任，重建旌善、申明亭，阴阳、医学、养济院，增修社稷、山川、厉坛；俞应辰，明正德十年以进士任，建名宦祠、乡贤祠。

按道光《繁昌县志·营建志·公署》：“县署，居县城之北。明天顺元年，知县王珣由旧县迁今治。周围三百步有奇，东至城隍庙，西至儒学址，南至街，北至山岭。成化、弘治间，知县林域、赵文奎相继修葺，规制备。”

明正德十一年，俞应辰作《改迁县治记》，总结迁治60年来繁昌县城建设情况，描绘了一幅规制备、功能全的繁昌县城全景图：县治周围，土墉（夯土城墙或高墙）可三里许。街市郭门，纵横四辟，丽谯堂奥，门庑廨宇，建制有规，儒学察院，公署坛庙，布列有次。旌善申明有亭，阴阳医社有学，储备有仓，养济有院，传舍、桥梁、绰楔、道渠，纤细严饬。

道光《繁昌县志·职官志·名宦附》中关于迁治后的县城建设情况，散见于王珣、郑頀、徐礼、赵文奎、俞应辰等人的事迹中；道光《繁昌县志·营建志·公署》记述了县署的位置、范围、四至等情况，但县城建设情况殊不明晰；俞应辰《改迁县治记》中的繁昌县城，则给人留下了整体印象。

按道光《繁昌县志·营建志·城池》，明天启二年（1622年），繁昌获批建造城墙，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竣工，共历时18个年头。

但是，道光《繁昌县志·营建志·城池》却将繁昌县建造城墙的时间从明天顺元年迁治算起，说什么“繁自明天顺元年改迁今治，至崇祯十二年然后有城（墙）”，让人觉得自明天顺元年迁治至明天启二年批准建造城墙前的160余年间的繁昌知县，均为碌碌无为之辈，未出如曾巩笔下的“能令”。而事实并非如此，王珣、郑頀、徐礼、包羲民、赵文奎、赵祐、林有年、俞应辰、王士和、曹赞、高汝梅、吴缜、邓一儒、王柱、涂世业、白楠等繁昌知县，和夏希道一样，均列入《繁昌县志·职官志·名宦附》，其中王珣、郑頀、徐礼、赵文奎、俞应辰、王士和、曹赞、吴缜、邓一儒、王柱、涂世业等繁昌知县，因有志于繁昌县城建设而载入史册。

清康熙、乾隆《繁昌县志·营建志》没有“繁自明天顺元年改迁今治，至崇祯十二年然后有城（墙）”这么一说。因为这一提法未从繁昌实际出发，不加分析地夸大了繁昌县长期未筑城墙的事实。明天启二年，巡方御史林一柱就建造繁昌城池（砖砌城墙）问题，上奏朝廷，获得批准，要求太平府、繁昌县规划实施。后因财力物力不支，意见分歧，未予实施。明崇祯八年（1635年），知县罗明祖建议造城，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仅筑三道城门。是年，张继曾继任繁昌知县。次年，张继曾奉檄，集思广益，听取县里有一定威望的绅士、年长者的建议，照田派费，计输银三万余两，从十一年二月开工建造繁昌城墙，到十二年三月竣工。城墙周长六百四十六丈八尺，高二丈，城开四门：东曰朝阳门，南曰迎薰门，西曰威远门，北曰拱极门。由此可见，从明天启二年获准建造城墙，到明崇祯十二年告成，一共只有18个年头，道光《繁昌县志·营建志》将建造城墙时间从明天顺元年算起，夸大到历时180余年然后有城（墙），显然不妥。即使从明万历二年（1574年）繁昌境内始设太平、荻港二营算起，至崇祯十二年然后有城（墙），也只有60余年。

按道光《繁昌县志·武备志·城守》：“繁昌县素无兵卫。”从明万历二年繁昌境内始设太平、荻港二营，芜采营分防把总1员，额外外委1员，战守步兵三十二名，驻扎城内，到明天启二年（1622年）获准建造繁昌城墙，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后期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严峻，也更加说明了繁昌作为江南军事要地适时建造城墙加强防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按道光《繁昌县志·艺文志》之王焞《建城记》：“夫知无城之害，而后知有城之利，知城之有补于繁，而后知繁之不可以无城也。”

李庆为除弊兴利，建议改迁县治。俞应辰总结繁昌迁治之因：即远害、省费、休民。

明景泰（1450～1457年）末，李庆以监生任繁昌知县，为除弊兴利，建议县治内迁，不避浮言，得到中丞吴琛的赞许和支持。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李庆于明景泰末年建议改迁县治，王珣于明天顺元年改迁县治，这在清康熙、道光《繁昌县志》里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今人著述，却将李庆、王珣二人所为，改为王珣一人所为。即“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繁昌县知县王珣，因县治滨大江之冲，据南畿上游，往来供递巨剧，邑小莫支，民滋消耗，建议朝廷改迁，邑人中丞吴琛赞之，始迁县治于金峨上乡，以延载乡故城为旧县镇。”这样一来，李庆建议改迁县治之事在此就被一笔勾销了，悉数归到了王珣名下。

为什么要迁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北宋庆历年间，由知县夏希道兴造的繁昌县城，已废于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年）。

二是县治濒临长江，屡遭水患，不宜筑城。按康熙《繁昌县志·名宦·李庆》：“县昔濒江有水患，庆建议内迁。”

三是避免因长江流域发生战争所带来的危害。按道光《繁昌县志·艺文志》之汪宗器《重修善利寺记》：善利院肇建于太平兴国（976～983年）中，后兴废靡常，元至正间（1341～1368年），悉毁于兵。

四是县城数蹂于盗，城民遭殃，知县难免失职之责。

五是明代实行“两京”制（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1421年改北京为京师，同时复原南京的名号。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东南八大藩，洎海外诸国之有事于两京，并两京使客之有事于诸藩者，在所必经”。虽然沿江设有荻港驿、芜湖驿、鲁港驿，用于接待过往官员，但由于繁昌县城介乎其间，难免迎来送往，导致接待支出剧增，不堪重负。

六是繁昌县南北相距八十里，东西相距九十五里，百姓到县城办事极为不便。而县治改迁之地，位于金峨乡金峨山下、峨溪河畔，“实据山川之秀，当五乡之会”，其地理位置适中，便于百姓到县城办事。

既然如此，只有迁移县治，才能除弊兴利，以“休民、省费、远害”。“夫以是三者胥迁之，于是劳者稍息，困者稍苏，流而播者稍宁，未几编户增复二里”。

俞应辰在《改迁县治记》一文的结尾处，特意说明他“记其颠末”的目的，是“究是邑所以改迁利弊之悉”，以昭示永久，使繁昌“跻之庶富之域”。（王长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