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突围繁昌偷渡过江纪略

    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血案，新四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突围人员中一部分由傅秋涛、江渭清直接带领到苏南。其余大多从繁昌、铜陵一带偷渡到江北，其中尤以繁昌为最。他们偷渡过江后，立即投入新四军七师的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开国将军，如黄火星中将、张銍秀少将、何志远少将、张闯初少将、梁金华少将、刘世湘少将、杨汉林少将、陈仁洪少将、谢忠良少将和李务本、彭嘉珠大校，还有在省市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马长炎、胡金魁、杨采衡等。

　　血战

　　早在1939年2、3月间，周恩来来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时，就明确地传达了中共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又再次重申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央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战略方针，是针对皖南新四军前有日军后有国民党军，活动区域狭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4月26日，中央进一步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到了10月，中央又再次提醒：“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渡江北上这才提上日程，11月，新四军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由繁昌过江到对岸的无为勘察。三支队驻扎滨江之县繁昌，五团二营副营长(教导员)马长炎带着五连来到江北，协助军部渡江筹备小组的工作。三支队为做好掩护大部队过江，已在繁昌西南的水龙山、张家大山和蝌蚪山构筑了工事。11月下旬，战士们看到着便装的非战斗人员和大批的弹药物资，陆陆续续的由繁昌运往江北时，纷纷议论，大部队就要过江了。

　　中央军委向新四军军部通报，12月以来，顾祝同、上官云相已奉令秘密调动了七个师的兵力，在皖南预设了袋形阵地。12月27日，新四军军部决定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只是北撤的路线并非由繁昌过江，而是南下过茂林，然后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三支队根据军部的命令，于5日拂晓赶到茂林附近，随军部一起行动。

　　江南新四军北撤编为三个纵队，三支队和军部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三支队五团为军部的后卫，直接受军部的指挥。6日黄昏，各路纵队按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国民党一四四师、一0八师紧紧尾随，一场处心积虑的反共战争已是箭在弦上。这一夜，天上下着雨，山陡路滑，疏疏密密的枪声一阵接一阵，前卫部队已与国民党部队接上了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7日下午，五团二营接到命令，跑步来到军部所在地的云岭脚下的百户坑。

　　军长叶挺给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布置了任务，他说，国民党的四十师正在星潭、徽河一线构筑工事，阻挡我们前进，现在新三团攻打星潭受阻，你们赶紧勘察地形，做好战斗准备，等军分会决定以后，在星潭附近选择有利地形，强渡徽水河，消灭对岸的敌人，为全军打开前进的通路，争取与傍山一线的一纵队会合，以最快的速度突出重围。

　　徽水河是青弋江的支流，流经星潭的河道约四、五十米宽。陈仁洪盘算着不从正面偷渡，而是从星潭以北檀皮庄附近偷渡，那里河道狭窄，对岸敌人的工事也不完备，而我们这边的河岸山坡长满松树和茅草，便于隐蔽和偷渡。

　　部队为快捷神速已经进行了轻装，棉被、棉裤里的棉花都被掏了出来，能不带的东西全部扔掉。天渐渐黑了下来，指战员们在瑟瑟寒风中静静待命，都焦急地张望着临时军部草房内的灯光，只待一声命令，立即投入战斗。陈仁洪将军回忆说：“不一会儿，军首长的房子里争论得很厉害，听得出主要是项英和叶挺军长的声音，许多人都围在屋子外面听。原来是项英同志不同意叶挺同志坚决打通徽水河的意见，叶挺认为，现在我们的处境困难，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经没有多少路可以选择，趁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还未到达时，坚决打通徽水河，向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转向苏南，那里中央已经通知陈毅部队接应，只要我们突出重围，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项英同志则反复强调，万一渡河不成功，处境就更困难了。因此他一直犹豫不决。周子昆、袁国平同志也支持项英同志意见。叶挺同志很生气。”

　　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从徽水河强渡突围，新四军部队的大部可以得以保全，不至于遭到如此惨烈的损失。部队按照项英的决定，又由原路返回里潭仓，再向泾县方向突围。叶挺给五团重新布置了任务，那就是连夜原路返回，走里潭仓去抢占高岭，无论如何要坚守三天，阻挡由太平方向来的敌人，掩护军部和大部队向泾县方向突围。任务完成后，可以单独行动，在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然后等待时机过江。五团接受任务后，以二营作前卫，向高岭方向跑步前进。

　　高岭已驻守国民党七十九师的一个营，陈仁洪率二营于8日拂晓赶到高岭。在诓骗敌人是一四四师“自己人”时，乘敌猝不及防，在一阵阵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下，一鼓作气冲向山峰，顺利地拿下高岭。一、三营乘势各自控制了制高点，抢修工事。从8日到10日，五团凭险扼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高岭如钢铁屏障，迟滞了太平方向北进的敌人。10日，五团在阵地上召集几个营长开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几个营级干部几乎都认为，铜陵和繁昌地区是三支队的老游击区，各方面基础条件好，不如西出小河口，分散转移到青阳、铜陵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待机北渡过江。可是，五团首长否定了这个意见，认为我们在高岭阻击了三天，军部应该已打通北出泾县的通道了。所以，最后决定放弃高岭，重新返回里潭仓，追赶军部。

　　陈仁洪带着二营担任前卫的任务，11日拂晓，他们赶到石井坑时，只听见四周的山上都响起密集的枪声，周围的几个村庄及山坡、路旁，到处都是退下来的已不成建制的部队。显而易见，部队在这里严重受挫，不得前进。叶挺军长也在石井坑，他知道五团二营已来到时，立即给陈仁洪交待了任务，让二营立即赶到东流山的长龙山高地。叶挺说着指了指不远处的指挥所说：“我叶挺就在这里，跟同志们同生死，共存亡！”部队的士气顿时大振，大家不约而同地喊起口号：“坚决听从叶军长指挥！”“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

　　从星潭方向开拔过来的国民党第四十师是支装备优良的部队。12日上午，敌人发动了十几次进攻，都被一一击退。下午，他们调整部署，仗着装备精良，人多势众，成营、成团地向山上发起攻击。枪弹声震耳欲聋，阵地上一片火海。敌四十师的一个旅长被击毙。新四军的伤亡也很严重，三营副营长叶露宵在火线光荣牺牲。

　　第二天上午，敌人再次发起了攻击，他们把所有的迫击炮都集中起来，几乎同时向东流山阵地轰击。“轰隆隆”的炮击声中，许多战士被炸得血肉模糊。炮击过后，敌人成群成群地向阵地扑来。敌人数倍于我，已是明显的寡不敌众，二、三营的伤亡已经过半。陈仁洪胸部被子弹击中，大片大片的血浆从左胸上部涌出，棉衣前后都被染成殷红的一片。马长炎的左胳膊也负了伤，因失血过多，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阵地是守不住了，团政治处副主任何志远前来传达叶挺的命令，让他们于黄昏以后撤出阵地，准备突围。同时，准备安排十几个小伙子，轮换着抬陈仁洪和马长炎，一同突围。陈仁洪和马长炎坚决推辞，一再请求，只要给他们一名卫生员和一个侦察班，就可以隐蔽养伤，待机过江。他们携带了一些药品、粮食、食盐和一竹筒熟猪油，于当夜悄然离开阵地。

　　突围

　　军部决定一团担任突围的前卫任务，行至大康王丘陵地带时，一团二连还未来得及构筑工事，敌人就发起了进攻。二连激战六天，断粮缺水，战斗减员骤增，由一百二十人减少到五六十人。军部命令，尽量避免与敌人正面冲突，各部可选择时机，向有利方向突围。

　　深夜，阵地上的枪声停了下来。部队利用这个时候快速地转移，在路经封锁线时，刚刚还是死一般的寂静，突然又响起“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许多人在枪声中倒下，一团二连指导员谢长华左手也负了伤。他们乘着破晓之前的黑夜，冲破重重包围，钻进一片稠密的山林。谢长华在清点全连人数时，发现全连只剩下九个人。

　　七天一夜的突围，又饥又渴又疲劳，他们再也走不动了。他们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从里面走出一对老夫妇。老人见是新四军，十分热情，立即让进屋里，烧水做饭，问寒问暖。当老人知道他们要去南陵、繁昌方向时。老人主动提出担任他们的向导，以避开大路的哨兵，专走偏僻而又安全的山路。走了一夜的山路，老人把他们带到山沟的一个废弃的炭窑前。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从炭窑里走出一个老乡，他在知道是突围的新四军时，又是烧水又是做饭，还让他们在这休息了一天。

　　次日晚，他们赶到繁昌境边的沙滩角附近，这里离长江边已不足百里了。大家既是喜又是惊，行动格外谨慎。刚走不远就发现前方有个草棚子，里面住着两个进山烧炭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见是新四军，便主动自我介绍：“我们在这里烧炭已经好几年了。前两年，你们在这里打鬼子，不少同志都认识。”又说：“听说你们在丘陵和国民党打仗，估计要从这里过江，先不要着急，做点饭吃，然后，我们帮助你们找村上的党组织，一定能顺利过江的。”黄昏时，他们领来了当地的一位姓何的党支部书记，何书记答应明天晚上派一个人先送他们到湖阳冲，由那里的人负责他们的偷渡过江。谢长华回忆说：“我们告别了何书记和二位老乡，在那位同志的带领下，翻过两座山，顺利到达了湖阳冲。果然那里的党组织早已做好了迎送的准备。……腊月三十晚上，我们伴随迎春的鞭炮，在金书记(金涛，中共繁昌县委敌后军事部长)的安排下来到了长江渡口。敌人的探照灯时而往江面上照，时而往陆地上照，负责渡江的指挥员沉着冷静果断地指挥我们上了船，同船的还有其他突围出来的二十多名同志。根据那里的敌情，我们把子弹上了膛，将手榴弹握在手，随时准备战斗。约摸两个小时光景，胜利渡过了长江。”

　　国民党一四四师和七十九师，沿着茂林的大路疯狂地向军部进攻，离军部所在地只有几里之近，情况万分危急。军直属队全部动员起来了，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连炊事员也拿起了扁担和菜刀。军部教导总队全员投入战斗，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击溃敌军的进攻。临近黄昏，接到部队转移的命令，副指导员董南才等穿越敌人密集的炮火，随军部转移到了石井坑。

　　东流山是双方争夺的焦点，敌人成团甚至成师的向制高点压来。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亲自指挥，率领五团与顽敌血战。毕竟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占据优势，我们的伤亡越来越重，不得不退出主峰而退到了二峰。13日下午，董南才等来到军部驻地后侧的竹林，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向他们交待任务，让他们配合五团把东流山主峰夺回来。

　　五团拼杀到晚上，全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夜半，教导总队在攻占主峰的战斗中连连失利，不得不退了下来。当他们来到指挥所找余立金时，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指挥所已经突围。这时，只见驴马辎重和一些队伍，不成队列地向南山跑去。他们跟着队伍也上了南山。

　　到了山脊，抬眼望去，四周已被敌人团团围住。“哒、哒、哒”的机枪声呼啸着，从他们耳旁掠过。山上目标明显最不安全。董南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下山去！也只能下山去。我们把全队分成几个小梯队，疏开下山。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猛力向我们射击。这时候要用最快的速度摆脱火力区，跑的速度也嫌太慢，有个同志想出把松树枝垫在屁股底下，然后滑下山去的主意，这个办法相当好，我们很快滑到山谷——大坑王。大多数同志安然无恙，少数同志擦伤了皮。这时候才感到肚饥口渴，难以支撑，看到路边沟中有流水，如获至宝，倒出米袋中仅乘的一点米，一边喝生水，一边吃生米，暂且填一填肚子。这时候在树林里隐蔽的同志，看到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来了。”

　　早晨，山谷中不时传来回应的枪声。制高点埋伏的尽是敌人，少则一个班，多则一个连，密集的子弹象雨点般的射来。一个一个战友倒下，短短十来分钟，就有数十人伤亡。南方山区多是一层一层的梯田，有的高有的低。他们就从梯田上一层一层的往下跳，跳丢掉了鞋，还不顾一切地赤着脚奔跑。

　　他们跑几步就掩在田埂后卧倒，一排排子弹打在地上，激起一层层的尘土。他们朝着一座土地庙奔去，试图以它为掩体，就在他们刚起身奔跑时，只听“啪”的一声，工兵连指导员郑高庭中弹倒地，区队长曾坤芳立即跑上前，帮他包扎急救绷带。他对曾坤芳说：“我不行了，你把我的枪拿去。我不能连累大家……”说着，他举起枪对准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董南才看看身旁，一同从东流山突围出来的同志，只剩下他、乐左洪和负伤的曾坤芳。一队国民党兵也看到他们，立即成扇面地向他们围来，口中还喊道：“捉活的！”他们奋力向正北面的山坡冲去，总算挣脱了包围。在一户农民的帮助下，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又大步流星地前进。他们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上眼，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就这样又走了十多里，来到一个村庄。他们叫开一家农民的门，这个农民是农抗会员，儿子也在新四军。看到他们三人，尤感亲切。安排晚饭后，让他们上阁楼休息。一落枕，三人就酣然入睡。

　　醒来时，老人告诉他们白天发生的事情。上午是国民党兵来搜查，对付他们比较好办，敷衍胡弄几句也就完事了。可是，下午乡公所来搜查就惊险得多了。这些人熟门熟路，进屋后什么边拐旮旯都搜查遍了。他们非要上阁楼看看，老人告诉他们，阁楼快塌了，梯子坏了都多日不用了，你们要上去，摔坏了，我可担当不起。这些人抬眼看了看破旧的阁楼，又用手晃了晃断了一只腿的梯子，这才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人说：“好在你们三人无人打呼噜，要不然可就不得了！”晚上，老人美美地款待了他们，然后，又把他们送到丁家渡。

　　渡过了青弋江，他们总算突出了重围。在快到繁昌县城的一个山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砍柴的姑娘，从她那里得知三支队的一个领导带着队伍就在山下的村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喜出望外，加快了脚步来到老虎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二支队三团团长黄火星和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军情紧急，已无暇各叙别后景况。黄、刘又交代他们新的任务，让他们在这里隐蔽下来，收容突围出来的同志。(未完待续)

　　张家康

　　全文原载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百年潮》2016年6期